中科院院士陆大道：贪大求快是一些新城新区失败的主要原因
《财经》记者 张倩/文 朱弢/编辑
近年来，新城新区遍地开花，不少地方意在借此推动地方产业升级转型，并拉动增长。但因为普遍缺乏科学规划，导致巨额投资之下并未促进人口的聚集，反而为政府负债累累，使得城市后续发展乏力。6月11日的中国产业园区创新发展论坛上，多位学者对新区应如何发展提出建议。
目前，中国有19个国家级新区，11个自贸实验区，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15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另外省级、地市级还有大量开发区。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部分新城新区已沦为空城、鬼城。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看来，功能定位、产业缺失，和高速、大规模的开发是导致新城新区规划失败的主要原因。
上述发展模式直接导致政府在后期的发展规划方面步履蹒跚。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2006年该新区投入700亿元建设资金，至2009年总投资达到了1.5万亿元，旨在加快滨海核心区、响螺湾和于家堡中心商务区及其他十几个新区、园区的建设，建设面积达到了2270平方公里。
2010年新区5000万以上的重点项目为455项，总投资为9000亿。2013年这一投资规模达到了1万亿，是上海的2倍、广州的2.3倍、深圳的4倍，与整个英国的城建投资总额持平。
在巨额投资的基础上，天津开始建设金融商贸机构，计划吸引北京的金融产业转移，打造北方的金融中心。同时天津在大力发展制造业，但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已经达到30%。截至目前，滨海新区林立的商务大厦中，有的还没有装修，有的装修了一半。纵观新区的街道，可以发现到处是房屋出租的广告，号称中国金融中心的于家堡只有几家街道级的银行营业所，上午8点上下班，道路上只有几辆车闪过，且所有地上停车场都没有派上用场。
对此，陆大道表示：“我估计2008年以后滨海新区的建设花费了2万-3万亿，现在天津市已债台高筑。”
滨海新区的规划路径也暴露了全国多个新城新区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即功能定位模糊，刚开就进行大规模建设，但后续产业难以跟上。
对此，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吴缚龙表示，新城新区的发展尤其是大都市区域的发展应具备区域视野。如北京副中心通州的建设即是将其规划纳入了北京整体的功能结构定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提出是也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这其中包括了交通、产业的整体布局。
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协同共进、相辅相成，实现良性互动才是科学的发展格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信息部原副部长贾槐说，中国新建的城区在发展产业方面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接地气”。他举例说，西部一省份的园区的建设规划为发展新能源汽车，但当地并没有相关的配套产业，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完善规划。
贾槐提醒“充分考虑产城融合的问题很重要”，引入产业的时候需在统筹的前提下进行资源配置，而进行资源配置时，需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公众的民生问题，如吃、住、行、文化、体育等因素纳入考虑范畴。
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此前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曾表示，城市发展应该五脏俱全，比如，北京的国贸和金融街应该补足居住功能和以居住为轴的商业功能，回龙观和天通苑应补足就业功能。
在这一方面，波士顿的城市规划相对成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波士顿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进入20世纪，波士顿像其他老工业基地一样逐渐衰落。1960年前后，波士顿开始了旧城改造，转型产业的建设和城市功能的建设步履一致，形成了产城互动的发展模式，以惬意休闲的生态环境作为其新型产业的载体和城市的标志。
在规划专家看来，波士顿产城融合的亮点与精髓在于城市公园体系的建设和逐水而居的产业布局。
波士顿已实现了交通系统以国际机场、州际公路、快速运输系统和私人交通工具为网，生态系统以波士顿公园为线，娱乐休闲生活则以露天表演台、体育俱乐部、教堂为点的点线面三方协同。
此外，波士顿还依托多所顶级大学的人力资源基础，吸引了计算机硬件与软件公司、生物工程公司等高新技术产业不断进驻。在此基础上，金融服务和房地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城市功能设施与服务型产业在互相促进和渗透中得以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