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慷慨悲歌”原来并非褒义

2026-11-19 09:41 来源:生活常识网 点击: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慷慨悲歌”原来并非褒义

一提“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脑海里就会呈现出一位仗剑独行的侠客,头仰长天,悲愤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源出韩愈《送董邵南序》开篇第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其中的“感慨”二字,后人改为“慷慨”。韩愈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人们便说燕赵(河北)一带多有慷慨悲歌的豪侠之士。所以‬,“慷慨悲歌‬”与‬不畏‬牺牲‬、英勇‬豪迈‬、前赴后继‬这些‬词汇‬,现在‬都成了‬对‬悲壮‬英雄‬的‬赞美‬之词。

作为一个河北人,我一向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自豪。不过后来读了一些东西,觉得这句褒扬之词,起初并非这个意思。那就是文献记载中,对于河北境内曾经的古国中山国民俗风情的描述。

关于中山之俗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切‬倚:偎依,形容十分亲昵。固无休息,固,通顾。夜以继日,顾不得休息)

《吕氏春秋》之载,其句末为中山之俗定下了“亡国之风”的基调。此后各代的诸多文献,不仅全盘承袭这一基本观点,而且更有层累之渲染和附会,总之将中山之俗归入恶俗之列。

《史记·货殖列传》:“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懁急”指的是急躁、好利,“机利”则是指通过机巧手段谋取利益),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

上面有一句话,说中山国“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还有沙丘这个商纣王淫乱之地过来的人),继承了几分商王朝遗风,加重了中山国好吃懒做的坏风气。

这里面有个典故,就是“沙丘纣淫地”。沙丘,古地名,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村。《史记》载,商纣王在沙丘大兴土木,增建苑台,放置了各种鸟兽,还设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追逐游戏,狂歌滥饮,通宵达旦。其荒淫奢侈程度骇人听闻。战国时期,沙丘为赵国属地,赵王又在这里设离官。沙丘宫这座昔日赵国国王的行宫,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见证了“一代英主”赵武灵王赵雍和“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这两位战国时代最伟大帝王的生命终结。

《汉书·地理志》也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巧奸,多弄物,为倡优。”该文几乎是《史记》和《盐铁论》的综合版。

上面‬三篇‬记载‬中山国‬民俗‬的‬文字‬,综合‬起来‬品‬味‬,那‬“悲歌‬慷慨”怎么‬都‬不是‬今天‬那种‬意义‬,好像‬有些‬“鬼哭狼嚎‬”的‬味道‬呢‬?

自此,中山之俗的恶名基本上已成历史定论,归纳起来有两个要点:其一,中山民众不事农桑之本,而喜好奸巧机利之末业。其二,中山民众平日相聚游戏,善乐好歌,悲歌慷慨。不仅如此,由于《盐铁论》《汉书》将赵与中山相提并论,将中山之俗简单地叠加覆盖于赵俗之上,由此“悲歌慷慨”之类亦成为赵俗的标志。直至近代,“悲歌慷慨”又成为燕赵之地风俗的一个突出象征。回顾历代文献关于中山之俗的记述,由最初比较单纯的中山之俗,到与殷纣相联系的历史淫风遗俗,再到赵、中山并提之俗,最终到燕赵一统风俗,其中层累叠加的附会成分逐渐增多,在纵横两个方面增扩了中山之俗的原本内容,致使中山之俗的历史原貌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

中山国(公元前414年—前295年),姬姓(一说子姓),建立者为中山文公,是由白狄所建立的千‬乘之国,史称“战国第八雄”,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因城(中山城)中有山而得名中山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都城在顾(今河北定州)。据说白狄‬是白色人种,但白狄到底是白色人种还是只是一种称谓,学界‬并不是非常明确。

上世纪70年代,河北省文物考古队在平山县三汲乡西林山脚下,考古发现了古中山国王陵王厝墓、桓公墓等,出土了近3000余字的篆文器物,还有铜版“兆域图”等19000余件珍贵文物,自此,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神秘中山国面纱被揭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段宏振先生‬认为‬:

早在两千多年前,白狄族鲜虞人从西北草原呼啸而下,由西向东不断迁徙,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与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相互交融、相互作用,在与华夏诸民族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冲突、融合中,缔造出了兼具北方游牧文化和华夏诸国文化共性的灿烂文明,在当时的河北大地上演绎了一场民族融合的历史大戏,为中华民族统一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山文化,作为具有鲜明石家庄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历史研究中,也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行动规范、社交礼仪和社会时尚中,传承在后人的血脉中。

如果战国早期以前的鲜虞—中山国以畜牧业为主,则《吕氏春秋》所载中山之俗的内容需要重新审视。综合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证据,这段文字大致存在三点谬误之处。

第一,行为背景之误。将牧羊人以悲歌驱散长夜孤寂的值夜守护,混淆误会于不事稼穑的侈靡行为。畜牧业与农耕业在生产方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较大规模的畜牧业需要对牧场进行规划和经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牧场的四季转场和短期轮换。在畜牧方式上需要搭配与协调,例如,较固定的营地与临时营地、圈养与散养、昼放与夜收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牧羊人轮值守夜成为一种常态。值夜人在漫漫长夜之中的弄乐悲歌,恐怕不仅仅是为了驱散寂寥,更多的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民族学方面的证据,畜牧民族能歌善舞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所谓“以夜继日……固无休息……歌谣好悲”云云,应是牧羊人工作的一个侧影。而这种习惯很可能也融入日常生活中,由此成为一种民族习俗。

第二,时间区间之误。将战国早期以前的鲜虞—中山之俗,替代混同于战国中后期的中山之俗。

  第三,草率定性之误。将畜牧业生产方式附带产生的一种生活习俗,简单而草率地定性为“亡国之风”。生业模式往往直接造就和影响人群的生活习俗,北方族群的民族特性塑造与畜牧业有着广泛而直接的因果联系。农耕族群和畜牧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与认同误解本属正常,但不宜将其升级为道德评判,轻易定性为“亡国之风”。

综上,如果纠正《吕氏春秋》所载中山之俗的三点谬误,则可以基本复原中山之俗的原本真相。所谓“以夜继日……固无休息……歌谣好悲”等,大概只是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附带习惯,并且已融入日常生活习俗之中。简而言之,“以夜继日”是一种值夜劳作,而非不务正业只为“游戏歌谣”,而“歌谣好悲”只不过是辛苦作业的一种衍生习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