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死刑：表面的人道，实则的酷刑？

引言

1997年11月4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这是中国首次采用注射死刑 。

相比于传统的枪决，注射死刑被认为更为人道、是减少犯人痛苦的最佳方式。事实真的如此吗？

注射死刑在“无痛死亡”的美好幻象下，是否暗藏着对犯人不可言说的痛苦？

在法治的公正与人道之间，是否存在我们未曾预见的灰色地带？

正文

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对犯人奉行“杀一儆百”的处理方式，死刑是极为普遍处理罪大恶极犯人的方式。死刑的方式很多时候也极其残忍 ，如凌迟、车裂、腰斩等。

直到近代，社会的观念与法体制的进步，才逐渐废除了许多残酷死刑方式。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才真正进入枪决为主要死刑方式的时期。枪决死刑方式，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相对“人道”的方法。

枪决死刑在新中国建立后就被沿用了下来，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国内严打时期，重罪犯人执行死刑时，都是采用公开枪决的方式来惩罚、震慑犯罪分子。

枪决，也有两种不同的执行方式，一种是对准犯人背部心脏区域开枪，另一种则是直接射击后脑。前者在执行时容易失误，行刑者难以准确定位心脏位置，时常会导致子弹偏离。一次射不中要害则需要多次补枪 。

江西南昌著名的“胡长清案”，胡长清作为建国以来因经济犯罪被判极刑的高级官员，死刑执行过程就极为痛苦，行刑者开了五枪才完成枪决，胡长清在中弹后持续翻滚，13分钟后才死亡。

后脑射击的枪决方式，由于子弹会直接冲击头颅，导致爆头的情况，头骨被击碎、脑浆四溅，场面极为血腥。失败的枪决往往会带来很大的心理阴影，现场执行的人心理压力极大，很多时候抬尸者都会当场呕吐。血肉横飞的尸体对目击者会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

在枪决带来的生理痛苦和心理冲击下，注射死刑被认为是“文明社会”向人道主义的一次重要转变。

1997年，中国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允许“枪决或注射”两种死刑方式。

注射死刑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一般采用三种药物：首先是麻醉剂硫喷妥钠，让犯人迅速失去意识；接着是肌肉松弛剂巴夫龙，使呼吸停止；最后用氯化钾直接麻痹心脏。这样一套程序在理论上可以让死刑犯在几分钟内平静死亡。

相比于枪决，注射死刑在执行时没有任何视觉冲击感。1999年，中国在武汉首次使用了注射泵注射执行死刑，将死刑犯固定在执行床上，通过仪器注入药剂，整个过程从注射到死亡确认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这种看似“干净、平静”的死亡方式也并非没有隐患。

实践中，注射死刑的操作要求极高，任何一环出错都会导致严重后果。

1999年在武汉的一次死刑执行过程里，因药物管线出现问题，导致药剂未能顺利注入死刑犯体内，管线发生凝结爆裂，死刑被零时紧急叫停。

2014年美国俄亥俄州，死刑犯麦奎尔的注射过程中，因药剂剂量不足，出现长达10分钟的抽搐，麦奎尔历经20多分钟的痛苦挣扎才死亡，他的家人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 。

同样的问题在2007年俄亥俄州的执行中再次上演，一名死刑犯因肥胖导致血管难以找到，执行人员多次尝试才将药剂注入血管，执行过程超过了16分钟，在整个执行过程中犯人也经历了巨大的痛苦。

注射死刑一旦遇到药物剂量失控、药效不足等情况，不仅会让犯人承受巨大的痛苦 ，还会让死亡过程变成酷刑般的折磨。

注射死刑一般需要由专业医生执行。然而，西方医疗伦理遵循“不伤害病人”的原则，大多数医生拒绝执行注射死刑，而宗教信仰同样对杀人行为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许多西方国家的注射死刑都是由经过培训的狱警或医学助理操作，这些人往往专业技能较低，面对死刑执行时心理压力也极大。死刑犯往往在执行前，都会极力的挣扎，这些不专业的执行者，在面对这时的死刑犯时，常会显得手足无措，就会有失误发生。

1988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名死刑犯因药物注射错误，痛苦挣扎导致静脉导管脱落，后经过紧急处理， 22分钟后犯人才结束 生命。

无论是管线操作中脱落还是药物剂量失控，注射死刑也都可能引发极大的痛苦 。

结尾

注射死刑的“无痛死亡”理念，给传统的残酷死刑执行带来了一丝“人道”的色彩。

理论的“平静之死”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实现。现实执行中的一些失误案例，导致犯人在极大的痛苦挣扎十几分钟，提醒我们注射死刑虽然可以极大的减少犯人痛苦，但并不是每次都会顺利的执行，一些时候还是会出现难免的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