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南京路曾是腐蚀人心智的地方？一条路谱写了中国的近代史
现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各项巅峰成就达成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数以千计县市的严重内卷。一个项目在某一城市取得成功，其他县市都要想着无限复制，今天一个中国第一美食街，明天一个中国第一服饰城，各项纪录保持的时间都不会太久。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卷，也不敢把“第一”一旁的限定词去掉。在我国，仅存有两条街道敢去掉这个限定词，一条是北京的“中国第一街”长安街，另一条是上海的“中华第一街”南京路。
顾名思义，中国第一街的政治色彩非常浓厚，开国大典与大阅兵都在这里举行过，而中华第一街则是满满的商业风。也难怪人们都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北京别说自己官大，在上海别说自己有钱，北京和上海的这两条街道，均为这两座城市的最佳缩影。
相比于宣誓“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长安街，你可能对上海的南京路不甚了解，那就由我带你们去认识它吧。
自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国殖民当局便在洋泾浜以北的租界周边不断地蚕食扩张。随着有钱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娱乐和消费需求的呼声日渐高涨。
1848年，上海麟瑞洋行的大班霍克等人越过英租界，圈地80亩，在今南京东路的北侧开辟了花园和抛球场，并在场地的四周铺设了跑马道。
在这个花园和租界之间的道路，就是南京东路的前身。它的英文名“Park lane”意指通往花园的小径，我们将其译称为“派克弄”。
跑马场建立以后，零售商贩纷纷前来，外加上海老城厢“小刀会”战火的蔓延，原华界的居民纷纷涌入租界避乱，大量的人流推高了这里的商业，地价也水涨船高。
我们知道，在地价高的地方建立大片公园本来就有着过渡的性质，跑马总会最终以12倍的价格将原跑马场出售，并在如今南京东路以西的片区令购进170亩地，于1854年建成第二跑马场，花园弄也随即延伸至新花园，地价高企的街市也同时得到了延伸。
仿佛是天使亲吻了跑马会的钱包，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186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南下攻入上海，租借再度涌入难民，派克弄一带的地价这回飙涨了近200倍，还未捂热乎的跑马场再度被出售套利。
最后建起的跑马场就在如今的人民广场的地界处，不到20年的时光，原先的小花园跻身成为远东最大的赛马场，也成了令资本家们纸醉金迷的上海第一大赌窟。
1865年，英租界工部局为了纪念1840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一系列好处，将该路以《条约》之名正式命名为“南京路”。
南京路的扩张不仅肥了外围跑马场的口袋，靠基建助推南京路升值的犹太人哈同也是在此时发的家。
起初，一只皮箱闯上海的哈同就是沙逊洋行一看门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大量抄底派克弄的地皮，然后再高价卖掉。与前者的坐等不同，哈同为了促使派克弄的升值使了不少劲。他以铁藜木铺遍南京路，从外滩一直铺到西藏路口，使其成了远东最漂亮的一条道路，吸引得中外商人蜂拥而至。靠做这条路房东而发家的哈同，由原来的门童摇身一变成了“远东首富”。
小刀会起义之后，租界开始华洋杂居，很多从华界过来的有钱人在这里开了烟酒美食、服装绸缎、南货木器等中式店铺。洋人也在原抛球场以东做起了洋行、酒店、西餐厅等生意，这些建筑紧跟西方流行的趋势，在中国建筑师的眼中成了高档和现代风格的样板。
比如南京路353号的大陆商场（今悦荟广场），就是由中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师庄俊设计。可是在1932年，这栋大楼还在施工阶段的时候，日军在闸北挑起的“一·二八事变”导致不少原本定租的商户纷纷退租，次年竣工时的入租率不足三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商场项目吃尽苦头的大陆银行不得不把整座大楼转让给哈同家族，原定的租费是每年20万两白银，7年后的回购只有77万两，无疑是一笔蚀本的投资。在“一·二八事变”工程停工期间，施工方的创办人将大楼工地打扫干净，一至三层用于难民的临时安置，四至六层用作伤员临时医院，此项义举给这座商场在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笔。
2019年南京东路步行街东扩之前，它的中心位置就处于世纪广场所在的路口处，这里的先施工司和永安百货一直都是南京路上商业景观的标志。
先施工司（现上海时装商店）是由澳洲华侨马应彪投资200万元兴建的七层大型环球百货公司，建成于1917年10月，总部位于香港，名字取自四书《中庸》篇“先施以诚”，寓意“以诚待人，以诚谋业”，它也是中国第一间“不二价（买东西不讲价）”的公司和第一间开发票给购买者的公司，如果商品有什么损坏的话可以拿回来换。这种先进的销售理念即使放到现在也不过时，以此博得了众多顾客的好评。
据说当时很多上海人来到南京路就是为了欣赏先施公司的夜景，外地人更将其与中国古代的美人西施做对比，易名为更好记的“西施公司”。
一旁的永安百货紧随其后，选址先施公司的对面，以“顾客永远是对的”为信条，将其用霓虹灯制成英文标语置于商场的最显眼处，凸显其与先施百货经营理念的不同。据传永安百货在选址的时候，创始人郭氏兄弟曾指派两名手下分别蹲守于南京路的南北两处，身边每经过一个行人就在口袋里投一粒豆子，到了晚上再各自清点口袋里豆子的数量，最终得出人流量南侧高于北侧的结论。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新百货和大新百货公司合称为“上海四大公司”，它们的老板“马、郭、蔡、刘”都是广东人。广东财界在上海的地位可以与近旁的江浙帮称雄，其中潮州帮的财力就已超出广东财界的一半，旧时上海滩的种种影像瞬间鲜活地呈现在眼前。
在南京东路西侧的地铁口处，有一处铜制雕像群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连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谓是名传天下，成为艰苦奋斗精神的一面旗帜。
在上海解放之前，西方媒体就曾断言：解放军进入上海这个大染缸不出三个月，就要红的进来黑的出去，被资本主义的灯红酒绿、歌柔舞艳腐蚀到抛弃信仰。1949年6月，山东莱阳的几十个艰苦环境下长大的农民子弟被派往南京路执勤。初来南京路的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按一下电灯的开关还会被突然发出的光亮吓一跳。时间一长，一些战士们果然陷入了由资本筑起的诱惑陷阱，看着人们穿着时髦，男女双双挽着手臂进入舞厅、影院，着实令人羡慕。
有战士这样感慨：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南京路上的风光比电影还好看。上海与其他县市的巨大落差叫人迷失自我，有人花一个月的工资去国际饭店开洋荤，有人去高级理发厅理发，宁愿借钱也要去大世界游乐场游玩一番。
连队的指导员张成志却十分的清醒，他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应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锤炼出“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经过这次深刻的反思，八连的工作状态大变样
在南京路上取材的沈西蒙注意到了他们，并切身感受到了在这里执勤的诱惑和复杂，执笔写出了话剧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并在全国进行公演。毛泽东后半辈子只看过两部话剧，一部是《雷锋》，另一部就是这《霓虹灯下的哨兵》。他一生只作诗赞颂过一个连队，那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
南京路上的故事简直多到写不完，只可惜时间有限，节目就讲到这里了。希望朋友们多多留言，上海市的其他节目还在陆续的制作中，敬请期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