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人与书（上）

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人与书（上）

在阿加莎的《自传》中, 第一句话就是: “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幸运的事之一，就是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非常幸福。”

阿加莎童年照片一

阿加莎（右）与朋友

1890年阿加莎出生在南部德文郡的时髦海滨小镇托基，当时她的家是巴滕路的阿什菲尔德，一个约2英亩大的花园别墅。

她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这种英美联姻，从那时到现在，都是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认定的最理想的跨国婚姻模式。那时上流社会最流行的，是家庭陷入经济困窘的英国贵族青年，去新世界娶回一个家庭暴富且愿意陪嫁大笔钱财的美国姑娘，为古老的家族补充新鲜血液以及急需的现金，比如温斯顿-丘吉尔的父母。但阿加莎的父母反其道而行之，父亲是美国的富二代，母亲则是普通的中产阶级；而且他们的结合与金钱无关，完全出于纯粹的爱情。她的父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兄妹，她母亲在小女孩时便爱上了这位年长八岁的风度翩翩的表哥，幸运的是，虽然在社交场所甚受欢迎，表哥终于娶了痴情的小表妹，成就了一段经典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爱情。

阿加莎是他们第三个孩子，上面的姐姐、和哥哥分别比她年长11岁和10岁，所以她几乎是作为独生子女长大的。她从年幼时就习惯于在独处时幻想出很多玩伴，陪她去花园里进行各自冒险。她天资聪颖，四岁就能看书了，但小时没去上学，基础知识都由母亲和姐姐传授，直到十几岁时，才去了托基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了三年书，之后又去法国的几所女子精修学校学习了一年多。这就是她所受过的全部正规教育。她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于家庭、自学与阅读。

1841年的托基

现在的托基

托基海滨风光

然而非常快乐的童年在她11岁时便结束了，那年她父亲因病去世，而家里的经济状况在此前几年便已开始恶化。她父亲“极其令人愉悦”，是个非常可爱的人，然而不特别聪明，也没有特别的才能。他有固定收益，不用上班。他的富商父亲去世前为他设立了信托投资基金，在美国的基金管理人定期将投资收益汇给他，他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逐渐地，他收到的汇款越来越少甚至没有，问题可能是基金管理人经营不善，或者甚至从中做了手脚，然而她父亲无力弄清缘由或解决问题，只能在忧虑中听天由命地维持现状。他们的生活不复宽裕。家里靠父亲从其他亲戚处获得的遗产，勉强又维持了几年。到她父亲去世后清理遗产时，才从律师处得知，她祖父留下的大笔本金和房产，都因经纪人投资失利被贱卖殆尽了，寡妇和三个孩子只有每年只有微薄的津贴。

随后姐姐出嫁、哥哥去海外军团就职，她与母亲二人孤独地生活在阿什菲尔德这幢大房子里。虽有来自亲友的小额帮助，她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困窘下去了。幸亏她父亲生前收藏的古董家具大幅升值，每遇经济难关，她母亲就变卖几件父亲的收藏品解决燃眉之急。

经济条件每况愈下，阿加莎和母亲的日子肯定过得相当艰难。这种境遇，有相似经验的乔治-奥威尔形容说，其实比下层阶级的贫困更加难忍，因为，明明永远缺钱，却还要力不从心地维持外在的体面和排场，竭力制造一切未变的假象。阿加莎的家也是如此，即使败落了，连饮食上都需要克扣，家里仍雇着两个佣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阿加莎，也具有根深蒂固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上阶层的价值观，并且保持终身。她一生都按这种价值观行事；她故事中的大部分人物，也属于这个社会阶层，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她缺乏民主、平权意识，在书里常不经意地流露出社会等级偏见、对犹太人的蔑视、种族歧视等——她最畅销的小说《无人生还》，1939年出版时叫做《十个小黑鬼》，还曾叫做《十个小印第安人》。在她的笔下，佣人们往往奸猾软弱、愚昧可笑，她带着居高临下、纡尊降贵的态度对待普通劳动阶层。她本人其实非常善良，富于同情心，这些负面情况都源于她的时代局限性。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先生对少年时家道中落的体会，大概也可以用在阿加莎身上。但这样的境遇或许也有好处，特别是对未来的作家们，能磨练他们的心智，使之格外坚强、勤勉、渴望成功。

阿加莎尝试成为职业钢琴演奏、艺术歌曲歌手，但因她有舞台恐惧症，都不得不放弃。她十八岁后，她母亲从有限的资源里努力筹措，带她去埃及旅行了三个月；又为她添置新装，让她广泛参加社交舞会——目的都是希望她能被合适的年轻男子看中，嫁出去，觅得一份体面的归宿。这其中的辛酸、失意、母女复杂的心结，日后都被阿加莎加以改造后，写入了各部小说之中。然而阿加莎像她母亲一样，追求的是爱情而不是一份安全感。她终于有点违背母亲心愿地嫁给了阿奇保德（阿奇）-克里斯蒂——离婚后她还继续使用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作者名。她的母亲极其聪明、直觉敏锐，从一开始便不看好这位非常英俊的青年军官，除了他家也没钱外，认为他任性、自我、残忍，而阿加莎非常为他倾倒，将来一定因他而受苦。但恋爱中的女孩哪能听得进母亲的苦口良言？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阿奇应征入伍，在一次休假期间，他俩突击结婚了，他们赶回托基，在“格兰大酒店” （GRAND HOTEL）度过新婚之夜，二天后阿奇便赶回部队。

托基的PAVILION

俯瞰托湾，对面第一幢白房子为GRAND HOTEL

战争期间，阿加莎先在托基市政厅红十字会医院当护士，后来通过了药剂师助手的资格考试，成为配药师，并由此积累了很多关于毒药的知识。托基修道院里有一个大花园，里面的温室花园中种有不少奇花异草，其中不乏有毒植物，更扩大了阿加莎的眼界。这些都为她以后在犯罪小说中描写各种毒杀案，提供了过硬的背景知识。

托基修道院

一战结束后阿奇退伍，加入了民航公司，阿加莎随丈夫搬到伦敦生活。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也是阿加莎唯一的孩子。

阿加莎的生活非常活跃，工作、社交之外还勤奋写作，屡遭退稿之后，终于出版了她的第一个侦探故事：《斯泰尔斯庄园的神秘事件》, 大侦探波洛首次登场，那年她三十岁。两年后她又出版了《秘密敌手》SECRET ADVERSARY, 主角是一对年轻的业余侦探，汤米和图潘斯。之后她又出版了第三本侦探故事，和一些短篇小说。阿加莎作为年轻的侦探小说家声名鹊起，从此再无投稿被拒的担忧了。

阿加莎与阿奇（左一）

他们买了房子和汽车，阿奇工作顺利，阿加莎继续勤奋写作，三人之家的生活看起来蒸蒸日上。然而，阿奇的自我、任性及对阿加莎的不经意，越发经常地表现出来了。在《自传》中，阿加莎写的夫妻间的一些“趣事”，令她的书迷看了难免为她感到心酸：这明显是不对等的爱情。阿加莎极其迁就丈夫，努力维护他们的爱情和家庭，而阿奇却对她不甚在乎。

1926年，阿加莎36岁时，她的母亲在托基家中去世，这对阿加莎是极大的打击。她与母亲极其亲密，母亲是世界上最爱也最理解她的人。她回托基料理丧事，处理母亲遗物，在老家呆了三个多月。她心情极度痛苦，以致情绪崩溃必须去疗养。阿奇留在伦敦，忙于工作和打高尔夫，很少陪伴她。等她终于返回伦敦的家中时，却迎来了另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提出离婚。阿加莎首先检讨自己，沉湎于丧母之痛，忽略了丈夫，疏于陪伴。她愿意改变，重新将情感和关注转回他们的小家庭上。然而她的努力都是徒劳。阿奇坚决要求离婚，希望越快越好，对阿加莎施加了很大压力逼她离婚协议，甚至暗示，如果她实在想不通，活不下去，也可以选择自杀。他不愿去法院离婚，因为要保护新欢的“清白声誉”。这严重地刺激了阿加莎。当年12月初的一天，两人争吵之后，阿加莎离家出走，第二天早上，她的汽车出现在一个废弃的白垩矿坑里，人失踪了。

这成了一个轰动了全国的大新闻。内政部长亲自督阵，共出动1500名警察、1万5千多名志愿者和几架飞机四处寻找她，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甚至借助灵媒来寻找线索。报上每天都有跟踪报道，然而阿加莎始终没有影踪，直到11天之后，有人在北部城市约克的一家水疗酒店里发现了她，她一直住在这个酒店里，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碰巧是丈夫的新欢尼尔小姐的姓。

据两位医生的诊断，阿加莎因母亲去世和丈夫变心的双重打击，突然患了失忆症，忘了自己是谁，也不清楚自己做过什么。宽容的人们愿意接受这种解释，而大部分舆论对此嗤之以鼻。很多人认为，阿加莎利用自己构思犯罪情节的才能，为了报复丈夫变心，伪造了自杀现场，试图将负面新闻引向她丈夫和情敌；假如她真的自杀，这么做甚至有构陷她丈夫谋杀的嫌疑……而且，因她假装失踪，全国上下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这件事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为阿加莎的声誉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自传》中，阿加莎对失踪事件一字未提。她说过，“我猜我只记得我想记住的事。”

两年后两人终于离婚，一周后阿奇就再婚了。丧母和失婚对阿加莎打击极大，她将前夫的变心视为“背叛”，一直没有原谅他。作为虔信宗教的人，离婚后她再没领过圣餐。她后来伤心地回忆道，“生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悲哀、绝望和心碎。没必要再流连。”

离婚后，阿加莎决心放下过往，继续前行。为了远离伤心之地，阿加莎登乘东方快车去中东游历。她先后去了伊斯坦布尔，巴格达。在伊拉克，她与著名的考古学家李奥纳德·伍利夫妇成为朋友，并接受他们的邀请，于1930年再去乌尔古墓，他们的考古挖掘现场参观。在那里，阿加莎结识了年轻的考古学者马克斯-马洛温，他当时担任伍利的助手。两人迅速陷入热恋，当年便在爱丁堡结婚。日后，马克斯-马洛温自己也成为了著名考古学家，并因杰出贡献被封为爵士。他比阿加莎年轻十四岁，但年龄的差距未必是美满婚姻的障碍，他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46年，直到阿加莎于1976年逝世。

阿加莎的中东之旅，除了收获爱情，也给她提供了几部小说的灵感，著名的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另有一部不太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著名考古学家的太太，场景也设在一个中东古墓的考古发掘现场。女主角是个漂亮迷人、神经质、控制欲极强的女人，喜欢玩弄情感游戏，病态地热衷于迷惑年轻男人，使他们为自己倾倒，从而在情感上控制他们，最后，她被嫉妒的丈夫设计杀掉。女主角被认为是影射伍利太太，同样是一个漂亮、神经质、控制欲很强的女人，而书中的考古场景就是乌尔古墓的翻版。除了令人不快的性格，伍利太太还曾反对、阻碍马克斯与阿加莎谈恋爱。这或许是阿加莎的报复，小说家，特别是悬疑小说家的报复，真是相当令人胆寒呢。

与马克斯马洛温的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了稳定和幸福。她非常看重家庭、亲情，看重自己的家庭主妇身份。她把家庭生活放在首要地位，只在照料丈夫、女儿，和管理家务之余才从事写作。他们一起去偏远地方旅行，她跟随丈夫去生活条件简陋的考古发掘现场，并协助工作，从不以著名小说家自居。她谦虚地声称，“我的身份就是已婚妇女，写小说是我的副业。” 她才思泉涌，很快进入了高效、多产的创作高峰期，杰作层出不穷。

成为畅销书作家之后，可能是出于对过去窘困生活的补偿心理，阿加莎迷上了买房子。在二战前她最多时曾拥有8栋房子。她热衷于买非常破旧的老房子，将它们全部重新装修、改造，再配以全套家具，这满足了她的购买欲和收藏欲，她热衷收藏成套的餐具。这些房子最后全部卖出，也带给了她不错的经济收益。

她母亲去世后，阿加莎一直保留着老家的房子阿什菲尔德，经常回去居住，但托基的气氛已变，成了中产阶段度假地，原先的大花园都逐渐被改建成度假公寓、小房子，风景也受到影响。阿加莎便在附近寻找理想的居住地，终于在1938年买下了离托基十几公里外的大庄园格林威，作为全家的度假别墅。格林威庄园坐落在达特河畔，景色优美，花园一直伸展到河岸边，被阿加莎称为“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地方”。格林威在2000年由她的家人捐赠给“国家基金会”经营管理，如今是纪念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全年对公众开放。

美丽的格林威

格林威的河畔风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加莎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做义工，仍是在药房配药，她又更新了自己在毒药方面的知识。他们的房子格林威庄园也被军队征用。

五十年代后，阿加莎创作、改编了（她自己的小说）很多戏剧，在伦敦和纽约同时上演，都获得巨大的成功，其中《捕鼠器》是有史以来公演时间最长的戏剧，在伦敦自1952年一直上演到2020年3月，只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才暂停。这部戏的版权属于阿加莎的外孙马修，她在写剧本时就声明此剧为马修的生日礼物。她对自己的家人、亲友极为大方。她认为写剧本比写书容易得多，因为只需专注于故事的进展，不用费力描写那么多细节。

战后至七十年代，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英国对富人征收重税，税率曾高达百分之八十一。作为畅销书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了英美两国税务部门的重点目标，账务长期被查，经常拿不到稿费。很多人劝她移民去避税天堂，都被她拒绝了。她很爱国。最终是设立了公司，她从公司里领工资。

因为税收原因——出版两本书的收入和一本差不多，和健康原因，阿加莎进入老年后创作速度放缓，但一直有新书面世，八十岁后还出版了好几本书。只在生命的最后二年，因健康恶化，才完全停止写作。她的《自传》在她去世后一年出版，随即获得了传记奖。

1976年1月，她在位于牛津郡的家中平静去世，未满八十六岁。她去世后的第二年，她的丈夫马克斯马洛温，由于“无法忍受阿加莎离去后留下的巨大空虚和孤独”，于第二年再婚，娶了自己的同事，但1978年也去世了，与阿加莎合葬在离他们家不远的一个教堂墓地里。

阿加莎的小说获奖无数，她本人还在1971年被封为“大英帝国女爵”。但她在自传中记述的二大巅峰体验是：1. 跟女王共进晚餐——因为这会让她小时的保姆非常骄傲，2. 她拥有第一辆莫里斯小汽车时的自豪。而最强烈的体验，是儿时，因心爱的金丝雀失而复得而引起的绝望至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