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丢马当要塞中将本该处决，红军长征时尾追万里，便找个替死鬼

抗战丢马当要塞中将本该处决，红军长征时尾追万里，便找个替死鬼

引言：

世人皆知抗战时期马当要塞的失守是武汉会战的重大转折点，却鲜有人知道这场战役背后还藏着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1938年夏，马当要塞在日军猛攻下失陷，这本该是一场足以让守将丢掉脑袋的重大军事失误。然而，身为江防马当区指挥官的李韫珩中将，却最终只受到了撤职处分。相反，他的下属、黄埔一期生薛蔚英师长却背负着＂畏敌如虎＂的罪名，含冤赴死。为何同样是战场失利，两人的命运却如此不同？这其中，又与四年前那场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马当要塞的战略地位

马当要塞位于长江中游航道最狭窄处，江北为安徽望江县，江南为江西彭泽县。此处江面宽度不足五百米，水流湍急，两岸山势险峻。早在三国时期，孙权便在此设立关隘，以控制长江水道。到了唐代，马当更是被誉为＂天下之险＂，与太行山、吕梁山并称三大天险。

宋代时期，马当要塞成为抵御金兵南下的重要关口。宋高宗建炎四年，岳飞曾在此设防，阻击金兵渡江。当时岳飞利用马当险要地形，在江中布置铁索，设置水寨，成功阻挡金兵南下。此役让马当要塞的军事价值进一步凸显。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意识到长江防务的重要性。1840年，在林则徐的建议下，朝廷下令在马当修建炮台。这座炮台选址在马当山最高处，三面临江，居高临下，可以有效控制江面航道。炮台建成后配备了英制重炮，成为清政府抵御英军的重要据点。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深知马当要塞对长江航道的控制意义。1912年春，他亲赴马当视察，在炮台题写＂中流砥柱＂四字。此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在马当要塞投入大量资金，不断加固防御工事。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马当要塞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

除了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马当要塞还具有独特的水文特点。长江在此处被江心沙洲分成南北两道水路，北水道因淤积已无法通航，南水道成为唯一可通行的航道。这种地形让马当要塞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屏障。同时，马当两岸的山势也为布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就认识到马当要塞的战略价值。1937年底，军令部将马当要塞列为长江三大要塞之首，并成立专门的工程委员会，负责要塞的改建和加固工作。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工程队在马当要塞修建了三级炮台群，构筑了完善的防空设施，并在江面布设了多道水雷防线。

这些防御工事的规模之大，在当时的中国实属罕见。仅炮台就分布在沿江十余处制高点上，每个炮台都配备了重型火炮和探照灯。同时，要塞还建有地下弹药库、指挥所和兵营，可以支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需要。这些设施为日后的马当保卫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日军攻势与要塞防御部署

1938年5月，日军在拿下武昌后，立即将目标对准了马当要塞。日军司令部制定了周密的进攻计划，调集了来自第六师团、第十一师团和第一○一师团的精锐部队，总兵力达两万余人。同时，日军还从上海调来了长江特别陆战队和第三舰队的主力舰艇，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水陆联合作战部队。

日军的进攻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空军轰炸和舰炮火力摧毁马当要塞的防御工事；第二阶段，在两岸实施登陆作战，切断要塞与外界联系；第三阶段，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水道封锁线，打开通往武汉的江上通道。

为应对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在马当要塞部署了重兵把守。守军由陆军第十六军主力担任，下辖第三十三师、第七十九师和第八十七师，另有一个独立旅和炮兵团。此外，还配属了海军陆战队一个营和水警团一个连，总兵力约三万人。

守军的防御部署呈扇形展开，以马当山为中心，向两岸延伸。在江北岸，第三十三师负责望江至华阳一线的防务；在江南岸，第七十九师驻防彭泽至马当段；第八十七师则作为预备队，驻扎在后方的东流地区。炮兵团分散部署在各个炮台，与海军陆战队一起负责江面封锁。

要塞的防御工事体系也经过精心设计。在江面上，守军布设了三道水雷防线，前后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在航道中沉放了18艘大型船只，形成了一道牢固的水上屏障。两岸的险要位置修筑了多处炮台和碉堡，构成交叉火力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守军在马当山顶设立了一座现代化的指挥所，配备了先进的通讯设备和观测仪器。这座指挥所可以统筹协调江面和两岸的防御行动，是整个要塞防御体系的神经中枢。

防御部署完成后，守军还进行了多次实战演练。演练内容包括应对敌军空袭、反登陆作战和封锁破坏等科目。通过演练，各部队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协同配合机制。然而，这些准备工作仍然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

首先是防空能力不足。要塞只配备了少量高射机枪，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轰炸显得力不从心。其次是预备队部署过远，一旦前线发生突发情况，增援部队难以及时到位。最关键的是，守军缺乏重型火炮，无法与日军的舰炮形成有效对抗。

这些问题在战斗打响后很快就暴露出来。日军的轰炸机群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攻击要塞，而守军的防空火力收效甚微。当日军登陆部队突破防线时，预备队也未能及时投入战斗。最终，这些防御上的缺陷成为导致要塞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李韫珩与红军长征的恩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作为时任黔军第四师师长的李韫珩，受命担任贵州地区＂围剿＂红军的重要任务。当时的李韫珩麾下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这支部队曾在1933年的川黔边界剿匪行动中崭露头角，被誉为＂黔军劲旅＂。

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李韫珩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战术。他不同于其他追击部队的急于求成，而是采取＂跟而不追，追而不及＂的策略。这种战术看似消极，实则暗含玄机。李韫珩的部队与红军保持着三十到五十里的距离，既不让红军有喘息之机，又避免了正面冲突造成的重大伤亡。

这一战术在遵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地区。李韫珩的部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遵义城的战斗，但他们的存在迫使红军不得不加快行军速度，无法在遵义地区过多停留。在后来的黎平、独山等地的战斗中，李韫珩的部队始终保持这种若即若离的追击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追击战中，李韫珩的部队与红军发生过一次重要的遭遇。这次遭遇发生在1935年2月的都匀城外，当时红军一支小分队因补给需要而与主力暂时脱节。李韫珩的部队截获了这支小分队，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歼灭行动，而是给予了这些被俘红军相对人道的待遇。

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些主张＂坚决剿匪＂的军官认为李韫珩过于仁慈，但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为他日后赢得了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认为李韫珩在处理俘虏问题上表现出的理性和克制，正是一个高级军官应有的素质。

到了1935年3月，红军主力已经突出重围，向川南方向进发。此时，李韫珩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固守贵阳。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战略任务，因为贵阳是黔中重镇，如果被红军占领，将对国民政府的统治造成重大打击。

在贵阳保卫战中，李韫珩展现出了卓越的防御才能。他利用地形优势，在贵阳周边设置了多道防线，并巧妙地运用预备队，成功化解了红军多次试探性进攻。这场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保住了贵阳，也为他赢得了蒋介石的特别信任。

正是这段经历，为李韫珩日后在马当要塞失守时免于严惩埋下了伏笔。蒋介石始终记得这位将领在长征时期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和为人处世的分寸感。在马当要塞失守的责任追究中，李韫珩因为这层特殊的渊源，得到了相对宽大的处理。

此外，李韫珩在追击红军期间表现出的战术素养，也为他赢得了军中一批支持者。这些人在马当要塞失守后，成为了他重要的政治资本。他们认为，一个在追击红军时表现出如此成熟战术思维的将领，不应该因为一次战役失利就被严厉处置。

四、薛蔚英的军旅生涯与最后抉择

薛蔚英出身于浙江杭州一个书香门第，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期间，薛蔚英表现突出，多次获得蒋介石的嘉奖。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第一军任连长，参与了北伐战争的多场重要战役。

1927年，薛蔚英在长沙会战中立下战功，被提拔为营长。在随后的剿匪行动中，他指挥部队歼灭了湘西地区多股土匪，展现出优秀的战术指挥能力。到1930年，薛蔚英已经晋升为旅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将领之一。

1932年，薛蔚英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指挥部队，在罗店一线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在这场战役中，他的部队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为上海的防御争取了宝贵时间。这次战绩让薛蔚英声名鹊起，被誉为抗日先锋。

1935年，薛蔚英升任第七十九师师长。这支部队原本战斗力平平，在他的整训下逐渐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他特别注重实战训练，经常亲自带队进行野外演习，使部队在战术素养上有了显著提高。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薛蔚英的第七十九师在淞沪会战中再次面对日军。在松江保卫战中，他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巷战，依托城墙工事顽强抵抗，创造了以一个师抵挡日军一个联队长达七天的战绩。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38年的马当要塞保卫战。作为要塞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薛蔚英的第七十九师负责江南岸的防御。在日军发起总攻时，他的部队首当其冲，承受了最为猛烈的炮火打击。

6月15日，日军对马当要塞发起最后总攻。在猛烈的舰炮轰击下，第七十九师的阵地遭到严重破坏。当日军陆战队开始登陆时，薛蔚英下令部队进行反冲锋。这次反冲锋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也造成了部队的重大伤亡。

面对日军的持续进攻，薛蔚英采取了逐步撤退的战术。他命令部队边打边退，试图将战线向后拉，以避免部队被日军包围。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军事环境下本属合理，但却被上级认定为＂畏敌如虎＂的表现。

6月17日，随着日军突破最后一道防线，马当要塞陷落。在随后的军事法庭上，薛蔚英被指控未能恪尽职守，导致要塞失守。尽管他提出了充分的辩解，指出部队装备落后、火力不足等客观因素，但最终仍被判处死刑。

这份判决书特别强调了薛蔚英＂在敌军进攻时擅自撤退＂的罪名，认为这严重影响了军心士气。然而，这个判决忽视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战场形势下，继续死守只会导致更大的伤亡，而有序撤退反而是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

五、马当要塞失守后的影响

马当要塞的失守在军事和政治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军事战略上的重大损失，日军获得了进入长江中游的通道，为其后续进攻武汉创造了有利条件。要塞的陷落还导致了长江防线出现巨大缺口，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防御部署。

在战术层面上，马当要塞之战暴露出国民党军队在要塞防御作战中的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防空力量的严重不足。日军的航空兵可以在低空自由活动，对要塞进行精确轰炸，而守军却无力进行有效反制。这一教训促使国民政府在后续的要塞建设中特别注重防空设施的配置。

军备建设方面，马当要塞的失守也反映出国民党军队在重型火炮等武器装备上的短板。面对日军的舰炮轰击，守军的火力显得极为薄弱。这促使军方在之后加强了沿江要塞的火力配置，特别是增加了大口径岸防炮的数量。

人事调整方面，马当要塞失守后，国民政府对江防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顿。多个要塞的指挥官被撤换，一批新的将领被提拔到重要岗位。这些新任指挥官多数具有现代军事教育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要塞防御的专业化水平。

在政治层面，马当要塞的失守引发了一场关于军事审判制度的讨论。薛蔚英的死刑判决在军中引起较大争议，许多人认为这个判决过于苛刻。这促使军方在后续类似案件的处理上更加谨慎，军事法庭的判决也开始更多地考虑实际战场情况。

情报系统也因此次失利而进行了改革。马当要塞战役中，守军对日军的进攻准备情况掌握不足，这暴露出军事情报工作的不足。因此，国民政府加强了江防要塞的情报收集能力，在重要水道设立了专门的情报站。

在民间舆论方面，马当要塞的失守对国民党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为了挽回影响，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其他要塞防御工作的宣传报道，突出报道守军的英勇事迹，以提振民心士气。

对日军而言，马当要塞的攻克则成为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胜利。日军总结了这次战役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江防要塞攻坚战术，这些经验被运用到后续的长江战役中。

在国际影响上，马当要塞的失守引起了各国军事观察家的关注。他们普遍认为，这次战役显示出传统要塞防御体系在面对现代化军队时的脆弱性。这一认识影响了多国在战后对沿海要塞防御系统的规划和建设。

马当要塞失守后，中国军方也开始重新思考要塞防御的战术理论。传统的固守死守逐渐被机动防御的理念所取代，要塞的建设更加注重与野战部队的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江防体系。这种变化在抗战后期的长江防御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