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国27年的“韩国国父”，韩国“光复军”创始人金九
1940年9月17日，金九组织在华朝鲜人在重庆建立了“韩国光复军”，同时还领导着“大韩民国在华临时政府”，为了韩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重获自由，金九在中国呆了27年，并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返朝鲜，1949年在内部争权中被亲美派右翼分子安斗熈枪杀，这个为了韩国奋斗一生的人没有死在日本人之手反死在韩国人的枪下，此后每年的8月15日经常有韩国人到上海来祭奠他。
金九（1876—1949），号白凡，本贯安东金氏。1876年，出生在黄海道海州一个农民家庭，17岁时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加入了朝鲜东学党组织，并成为东学军的活跃份子。
一、临危受命加入韩国流亡政府
上海马当路306弄4号，狭窄的里弄，可以看到当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的房屋墙壁。熙熙攘攘的游客，让人难以联想到，当年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活动早期的落寞。
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1876-1949)，就是从这个临时政府的旧址开始，在中国度过了27年。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来华，1945年回国，金九亲历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动荡、扎根和成长。
当年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光复军军医处长刘振东的儿子刘秀同，现居重庆。刘秀同告诉记者，他的母亲黄芳曾描述说，当年流亡中国的金九“个子很高，脸上有麻子，像个黑猩猩。人看上去很刚猛，但修养挺好”。
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当这个位于上海马当路的流亡政府首次出现在金九视野中时，他的愿望，不过是在其中当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门卫。其实，彼时金九的革命资历并不低。早在1896年，在韩国国内，为报母亲被杀之仇，金九曾在返乡途中，手刃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被判死刑。此后经当时的大韩帝国国王李熙下诏赦免，后越狱。此事让金九在国内尽人皆知。在自传《白凡逸志》中，金九这样解释他想当临时政府门卫的谦卑心态：“我很早就愿意做我独立政府的门卫，其意就是，只要我国成为独立国，我即使做个最微贱的人也可以。”结果，门卫没做成，金九却被任命为警务局长，此后五年当中还兼任审讯官、判事检察、掌管刑罚。
上海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半地下的革命组织。在活动前期，不但没有获得国民党政府的事实承认，还要应对日本总领事馆的敌对活动。此外，临时政府的财源也岌岌可危。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时，首任国务总理李承晚本人尚未来到上海，各部部长也都有名无实，足见其成立之仓促。在上海时期，临时政府尚在襁褓之中，就面临内部复杂的派系之争和频繁的人事更迭。在1926年金九任临时政府首脑国务领之前，临时政府首脑更换，如走马灯般频繁。国务总理一职，先后经历了李承晚、李东辉、李东宁等人。曾任国务总理的李东辉，因列宁援助的200万卢布被发现用途不明被迫辞职，并逃往苏联。李承晚因私自截留海外税费被弹劾。
金九之子金信在《韩国国父金九之子-金信回忆录》里，描述了金九与上海韩国临时政府面临的困难：“1931年，是在沪韩国临时政府最艰难时期，只有父亲等少数中坚分子仍在顽强地支撑。敌特追捕，鹰犬遍地，父亲已经12年没能迈出法租界一步；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父亲当时任政府警务局长，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裳，状极悲惨。处在绝境中的父亲却在考虑干成几件大事，以摆脱困难的政治局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6年，金九被议政院选任为临时政府首脑国务领，此后又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在扶持其上台的革命元老李东宁去世后，金九逐渐成为稳定的临时政府领导人。
二、一场与国民党合作的爆炸案
金九上台，面临着临时政府极端的经济困难。他在《白凡逸志》中这样概括：“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毫无二致。”当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临时政府也无力拿出这笔钱，为房租问题还与房东发生过几次诉讼。到1928年的时候，处于低潮期的临时政府成员，剩下不到数十名。
一场震惊国际的刺杀改变了这一切。1932年，在金九的领导和策划下，义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干了足以改变临时政府处境的一桩谋杀。
韩国青年尹奉吉18岁来上海，后来加入金九负责的韩人爱国团，富有革命热血。韩人爱国团是金九负责的一个秘密恐怖组织，要求执行恐怖行动的团员，在执行任务前，向金九起誓。1932年4月，时值一。二八事变基本结束，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准备于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相中时机的金九，决定在这一天采取行动，炸死日本军政首领。
此前一天，尹奉吉已受金九委派，到将要行事的地方进行察看。《白凡逸志》中详述了第二天尹奉吉出发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一幕。当时，他和金九互换手表，金九悲哀地对他说：“日后黄泉之下再见吧！”
日本人扮相的尹奉吉顺利地进了日本在虹口公园的庆祝现场。当庆祝大会进入高潮，日本人高唱国歌时，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几米远的地方，将预备好的水壶炸弹准确地投掷在台上日本高官的脚下。在浓烟和巨响之后，炸弹显出了极强的破坏力。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当场丧命。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身中204块大弹片，过了几天不治身亡。还有场上多名高官被炸伤、炸残。
这场爆炸的影响力波及国际，也让金九和他的流亡政府直接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层的视野。在一次讲话中，蒋介石激动地说：“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成的事，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
这场成功的爆炸，是金九和国民党合作的产物。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和蔡廷锴决定采取特别行动，破坏日本“淞沪战争祝捷大会”。陈铭枢找到了上海“斧头帮”首领、精于暗杀的王亚樵。王亚樵十分赞同行动，但日方为防不测，早已称“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大陆人入场，只准日本、朝鲜和中国台湾人入场。王亚樵想到了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通过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将任务交给了金九。
此前，金九已经通过韩人爱国团，指派韩国义士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裕仁，但因哑弹而未果。此次，金九吸取教训，专注于制造炸弹。他通过韩侨，联系到了属于国民党的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向其订购了如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经过了周密的策划，终于成事。
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并没有提他与国民党合作策划的事。吉林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杨昭全分析认为，这里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金九不愿意将国民党牵涉进来，给他们带来来自日本的压力。另一种是金九并不承认这场爆炸有来自国民党方面的策划。
虹口公园爆炸案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处境，并使金九赢得了和国民党高层对话和合作的机会。1933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在经济上的改善也是显而易见的。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开支，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报蒋介石批准后另行核发。基于与国民党特殊关系的建立，金九才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后，不太费力地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捕。爆炸案后，日方曾最高悬赏60万元捉拿金九。金九在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调遣军警的暗中保护下逃过此劫。后来，又在国民党人、浙江省长褚辅成等人的安排下，避难于嘉兴等地。杨昭全认为，金九在临时政府的权威性，也是从虹口公园爆炸案开始建立的。
三、对临时政府主导权之争
获得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会见的待遇，并不意味着金九已经取得了在华韩人领袖的地位。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还分布着规模不等、数量众多的韩国革命力量，如朝鲜东北义勇军，韩国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等。金九主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势力，并且还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势力。从国民党政府获得更多资源，最终取得韩国独立运动的主导权，无疑是金九努力的重点。这当中，金九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金若山。
金若山同样是革命元老，在中国奋斗了29年，组建了朝鲜义烈团、朝鲜义勇队，创办了朝鲜民族革命党。他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是毕业于黄埔军校。他领导的朝鲜义勇军，一度是中国关内地区最大的韩国武装力量。
收编其他韩国革命势力，建立自己的“法统”，一直是韩国临时政府的重要目标。金九以民族独立为最大政治目标，而金若山将土地革命奉为圭臬。早在1920年，韩国临时政府曾出面劝告金若山，要求他的朝鲜义烈团归属到临时政府下面，但金若山没有听从。金若山曾要求金九领导的“光复团体联合会”参加朝鲜义勇队，也被金九拒绝。
金九本拥护各党派的合作。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柳基石的儿子柳长青，现居上海。他告诉记者，柳基石曾回忆说，1937年，金九曾电召他到了上海，商讨合作事宜。而对比金九与金若山的互相拒斥，可见两者的对立情绪。
比金九更早，在1932年，金若山就正式得到了国民党的援助，帮助干部队伍的培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民党官方援助韩国独立运动，逐渐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体系。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主的“党方”，以朱家骅等为代表，主要援助金九。以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为主的“军方”，以贺衷寒等为代表，主要援助金若山。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影响到了金九与金若山的关系。最初，国民党两派在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问题上，作用相似，金九和金若山得到了对等的援助和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也力促韩国独立运动力量的统一。1939年1月，蒋介石分别约见了金九和金若山，劝导双方开诚合作。同年5月，金九、金若山联名发表《联合宣言》，主张各团体团结一致。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同年8月，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和金若山领导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以及其他5个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党派一起召开“七党统一会议”，想要谋求整合，但成效不大。
1942年，形势开始对金若山不利。这个黄埔四期生由于丧失了对朝鲜义勇军主力的领导权，他的朝鲜义勇军残部被迫并入韩国光复军。这标志着在独立运动主导权之争上，金若山最终输给了金九。虽然在1942年9月，“党方”的朱家骅向国民党中常委组成的领导小组提交了韩国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全力支持金九时，遭到了“军方”贺衷寒等人的反对，报告遭否决，但金若山已丧失了国民党对等的支持。
1943年，朱家骅向蒋介石进言：“主政应以临时政府为目标，党应以韩国独立党为目标，军应以李青天之光复军为目标而扶助之。”蒋介石批示：“此后照此方针进行，不得再有变更。”此言等于官方肯定了金九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的主导权。
四、韩国光复军背后的多方角力
“当时军队很有钱，伙食很好，经常能吃上大米。平时部队没事干，训练以备打仗。”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杜曲村老人赵秀琴这样向记者描述。她言下的军队，指的是金九创立于1940年的韩国光复军。当时，光复军第二支队的本部，设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杜曲村的娘娘庙里。
在抗战爆发，韩国临时政府迁到綦江后，金九就有创建一支军队的想法。此前的1933年春，蒋介石接见金九，曾建议他首先着手培养军事人才，并答应对韩籍学生开放中国军校，实施免费教育。此次会谈，促使金九放弃了以恐怖暗杀为主要斗争方式的途径，转而寻求正规的军事途径。
1940年2月，金九在会见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时，正式要求中国政府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创建韩国光复军。为了让中国政府答应建军，金九还以把临时政府移往美国来施压。当年2月，朱家骅将金九创建光复军的计划书和建议呈报蒋介石。当年4月，蒋介石批准成立光复军。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成立之初，仅有总司令部和三个处。
当时，金九的对手金若山，领导成立朝鲜义勇军已有两年时间。国民党“军方”支持朝鲜义勇军，消极对待光复军的成立，甚至还“密饬西北各省当局取缔韩国光复军”。“军方”此举非同小可，光复军的正式编组工作陷入停顿。金九多次辗转上书蒋介石，直到1941年11月，韩国光复军才算正式成立。而对比之下，金若山朝鲜义勇军的成立过程，只有一个多月，可见“军方”对金九光复军的抵制态度。
光复军在成立伊始，定性问题摆上了台面。对于这支在异国他乡成立的军队，国民党政府自然要纳入自己的军事管理体系内。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于光复军正式成立的同月，颁布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这个“准绳”规定，光复军在抗战期间直接隶属于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并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仅接受中国最高统帅部唯一的军令，不得接受其他的军令。这个“准绳”等于指定光复军为中国军队麾下的部队，韩国临时政府在管理上毫无作为。金九对这个“准绳”深为不满，上书施压，甚至要求将光复军取消。但直到1945年2月，韩国光复军才改由韩国临时政府统辖。而此时距离抗战胜利不过数月。
不过，光复军享受到的待遇并不差，其所有被服、军械、粮饷全由中国提供，每个成员享受中国少尉以上军官的待遇。
虽然在军事管理上，受到国民党诸多掣肘，不过，吸收金若山的朝鲜义勇队，是金九的光复军在主导权之争上的胜利。
1938年之后，国共摩擦加剧，国民党实行了反共政策。思想左倾的朝鲜义勇队，受到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国民党停止了对朝鲜义勇队的财政支援，引起了朝鲜义勇队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对朝鲜义勇队的争取。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朝鲜义勇队第二队正式建立了党支部。受中国共产党的推动，1940年，朝鲜义勇队调整战略，主力部队结束了在国统区正面战场的抗日活动，开始到华北敌后战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但出人意料的是，金若山并没有随着朝鲜义勇队主力北上，而是留在了重庆。吉林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杨昭全认为，金若山没有北上，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思想左倾的革命者。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不同意金若山北上，认为他留在重庆更有利于革命。
留在重庆的金若山，显然被孤立了。在当时国共阋于墙的背景下，金若山的主力部队投奔共产党，自然影响了国民党的态度。这让他在与国民党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接受残余队伍被金九光复军合并的命运。
1942年2月，“党方”代表朱家骅呈文蒋介石，建议将朝鲜义勇队所余少数人员划归光复军督理。蒋介石督责“军方”采取措施，改编余留在国统区的朝鲜义勇队，将其并入金九领导的光复军。“军方”的贺衷寒此时也公开主张“牵制朝鲜义勇队的政治倾向，应让他们顺从于右翼”。贺衷寒所言的右翼即金九的势力。
1942年2月，金九主动与金若山谈判。同年5月，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队成为了韩国光复军的第一支队，金若山成为了光复军副司令。
五、与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交往
在自传《白凡逸志》中，金九的首要政治愿望，是建立民族国家，追求民族的独立自主。他对共产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贯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最早表态，是一种批评的态度。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批评韩国临时政府脱离下层群众。虹口公园爆炸案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支持。同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正面的口吻赞扬了“高丽党人”的壮举。
1941年，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金九与毛泽东、蒋介石等30余人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这次会议是由朱德、吴玉章等人倡议召开的一次大规模支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朝鲜独立同盟各分盟，都悬挂了毛泽东和金九的画像。这等于中共承认了金九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不过，由于金九主要在国统区工作，他与中共的接触没有与国民党那样频繁。在《白凡逸志》中，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了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那是在抗战结束时，临时政府要离开重庆，中国共产党本部的周恩来、董必武为临时政府国务院全体委员举行了欢送宴会。
金九在政治上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采取的是务实的态度。所有的交往，都为着民族独立服务。正因为如此，他领导的独立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支持。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关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报道392条，高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225条。
六、未被外交承认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人员刚到重庆时，由于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肺病。他们的饮食也不好，经常只能吃到萝卜、白菜。”韩国独立运动革命后人刘秀同告诉记者，他的母亲黄芳曾这样描述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岁月。事实上，这种艰难处境，与韩国临时政府始终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政治地位相符合。
早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护法政府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就与广东护法政府建立了事实上的外交关系。之后，金九一直在为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而奔走。20世纪40年代，金九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承认的请求。但事实上，在韩国临时政府迁入重庆之前，甚至还不能打出“临时政府”的招牌，只能用“韩国国民党”的名义活动。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才公开在重庆挂出了招牌。
不过，如前所述，临时政府在重庆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因公开活动而减少。黄芳曾回忆说，在重庆时，金九年过六旬，身体经常不好。刘振东当时行医，经济条件较好，金九一度寄住在他家。
临时政府建立后，一直致力于树立自己的“法统”地位。早在巴黎和会展开的时候，韩国临时政府就派员出席，请求国际社会承认大韩民国为独立共和国。金九在创立光复军的时候，也是把它作为一支韩国“国军”对待的。尽管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实际回应。
在抗战胜利后，金九反对解散临时政府，主张临时政府“回到汉城在国民面前移交政府之前，仍然保持现状”。但最后由于美国的反对而失败了。美国人甚至拒绝让临时政府作为组织回国，只允许临时政府成员以个人名义回国。
令金九无法左右的还有，美苏等国，早已通过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确定了朝鲜半岛在战后的政治格局。罗斯福提出了对朝鲜半岛实行信托统治的构想，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大国对朝鲜半岛的强势介入，使得金九获取国际社会对临时政府承认的努力成为“画饼”。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和罗斯福单独会谈的时候，曾提出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就是战后让韩国独立。但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在国际上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在美苏主导的朝鲜半岛问题上，国民党政府无力坚持韩国独立的立场，自然无法给临时政府以外交承认。
但国民党政府给与了金九外交允许的最大支持。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同意支持临时政府回国和开展工作，在已拨付5000万元的基础上，又拨付法币5000万元，美金20万元。特殊的是，在临时政府成员返国后，从来没有外交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国民党政府，同意韩国临时政府设立驻华代表团，协助中国处理韩侨事务。
在韩国独立问题上的无力感在斗争生涯的后期折磨着金九。以至于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金九却觉得像天坍了一般。他在《白凡逸志》中沮丧地写道：“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韩国独立运动的致命弱点是，存在激烈的内部派系斗争。在金九的积极斡旋之下，1940年，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实现了三党的合并，组成了新的韩国独立党，大大加强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力量。为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金九委任旅居美国的李承晚为全权代表，与美国政府交涉，要求将韩国列为对日抗战的同盟国之一。经过不懈努力，1943年10月举行的开罗会议，终于奠定了战后朝鲜独立国的地位。
然而，金九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努力，却最终未能获得成功。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实现韩国独立复国的目标，他开展了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活动。但是美苏迅速达成协议，以“三八线”为界分由两国军队占领朝鲜半岛，美军在其占领区建立了“军政府”。当美英等国抛出“国际托管”的方案时，金九强烈反对分裂朝鲜半岛的阴谋，决定立即从上海飞回韩国，从而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7年的流亡生涯。可是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最终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南北分立。年愈七旬的金九先生悲愤不已，愤而退出政界。1949年6月26日，金九先生在自己家中被韩国右翼分子安斗熙秘密枪杀，终年74岁。金九先生的遇难，令韩国人民悲痛不已，他们为失去一位非凡的政治家而痛心。
